作者：张龙杰
一、风雪除夕夜
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。
这是华北平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。贫苦佃农杨白劳早年丧妻，与女儿喜儿相依为命。邻居王大婶和儿子王大春常来照应，两家亲如一家。喜儿和大春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两老已商定秋后为他们完婚。
日子虽然清苦，但喜儿的心里是亮堂的。
可这世上，有人靠双手吃饭，就有人靠吃人不吐骨头活着。恶霸地主黄世仁盯上了喜儿。这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表面上是大户人家的黄老爷，背地里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。
腊月里，黄世仁和管家穆仁智设下毒计——以重租厚利逼迫杨白劳在年内归还欠债。杨白劳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，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哪来的钱还债？除夕那天，他东拼西凑拿了一冬的血汗钱去黄家还利息。可黄世仁根本不给他活路——要么还钱，要么拿喜儿抵债。
“喜儿是我的命根子啊！”杨白劳跪在地上哀求。
黄世仁冷笑着把卖身契拍在桌上：“不画押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”
杨白劳在卖身契上按下了手印。那个除夕夜，他回到家中，望着熟睡的女儿，老泪纵横。他端起桌上的卤水，一饮而尽。
喜儿醒来时，父亲已经没了气息。
二、从人变成“鬼”
父亲尸骨未寒，黄世仁就带着爪牙把喜儿抢进了黄家。
在黄家大院里，喜儿受尽了凌辱和折磨。她被黄世仁奸污，被黄母打骂，连下人都不如。她想过死——可死了，谁替父亲报仇？谁替自己讨个公道？
黄家正要办喜事，黄母假装仁慈，给了喜儿两件衣服，假称黄世仁要娶她。喜儿信以为真，以为自己终于能有个名分。可等她看清了黄世仁的真面目——这个畜生不过是把她当玩物，玩腻了就想一脚踢开。
喜儿彻底绝望了。
一个深夜，在黄家二婶的帮助下，喜儿翻墙逃出了黄家大院。她不敢回家——黄世仁一定会把她抓回去。她也不敢投奔大春——大春早已被逼得远走他乡。
她只能往深山里跑。
越跑越远，越跑越深。身后是黄家的狗吠和火把，身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喜儿逃进了深山。那里没有黄世仁，没有穆仁智，没有卖身契——可那里也没有人。
她住在山洞里，渴了喝山泉，饿了吃野果野菜。冬天找不到食物，只能饿着肚子蜷在洞里。她没有衣服，只能用树叶和藤蔓遮体。日晒雨淋，蚊叮虫咬，风吹雨打，她的皮肤渐渐发黑，身上长满了黄褐色的汗毛，一头青丝变成了乱蓬蓬的银发。
山下的村民偶尔远远看见一个白影在林中穿梭，以为是山里的“仙姑”，谁也不敢靠近。他们供奉她、敬畏她，却不知道——这个“白毛仙姑”，不过是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苦命女子。
喜儿就这样在深山里活了下来。从人变成了“鬼”。
三、传说诞生：晋察冀的“白毛仙姑”
就在喜儿在深山里挣扎求生的同时，一个相似的传说正在晋察冀边区流传。
1940年前后，河北阜平、平山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个“白毛仙姑”的故事：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女子住在山洞里，常在夜间出没，村民们以为她是神仙，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烧香供奉。
1944年，《晋察冀日报》记者李满天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《白毛仙姑》，寄给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。同年，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，也把这个故事带到了延安文艺界。
周扬敏锐地意识到——这个故事太适合改编成文艺作品了。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少女，逃入深山变成“白毛仙姑”，最后被八路军救出——这不正是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最生动的注解吗？
四、延安：一部歌剧的诞生
1945年，中共七大召开在即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，开始将“白毛仙姑”的传说改编成歌剧。
这是鲁艺实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创作的第一部大型民族新歌剧。创作者们要的不是一部普通的娱乐作品——他们要创作一部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、中国气派”的革命文艺作品。
贺敬之、丁毅执笔，马可、张鲁、瞿维等作曲。他们把民间传说改编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：佃农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，女儿喜儿被抢入黄家受尽凌辱，逃入深山变成“白毛女”，最后被八路军救出，重见天日。
1945年4月，歌剧《白毛女》在延安为中共七大首演。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演出。
演出效果轰动。据说台下观众哭成一片——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命运。歌剧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，后来还在国统区演出，广受赞誉。
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——这句主题词，从此刻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
五、惊人的巧合：四川深山的真实“白毛女”
就在《白毛女》在延安首演的同时，千里之外的四川宜宾，一个真实的“白毛女”正在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。
1923年3月8日，罗昌秀出生在宜宾县凤仪乡一个贫苦农家。父亲罗锡朋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，一家六口守着少量自耕地，日子过得十分艰苦。
而当地恶霸地主罗锡联，是凤仪乡一霸。他豢养着“警备队”，与流氓土匪为伍，鱼肉乡里。
1937年秋天，罗昌秀家的庄稼长势喜人。罗锡联眼红之下，指使爪牙夜袭罗家，将粮食、猪、麦种全部抢走，还纵火烧了罗家茅屋。罗昌秀一家在火海中逃了出来，看着家园化为灰烬。
父亲罗锡朋本就周身缠病，经此打击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撒手人寰。
罗锡朋生前曾欠罗锡联不到两元的零碎钱。他死后，罗锡联硬说欠了三十二元。贫苦的罗家还不起，罗锡联便逼迫罗昌秀的母亲摁下手印，夺走了她家的田地，还强迫罗昌秀和哥哥罗昌保到自己家为奴。
在罗锡联家，罗昌秀包揽了所有活路。主人吃山珍海味，她只能吃剩菜剩饭，睡在灶间的热灰里。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，身上常年满是伤痕。
1939年的一天，地主婆陶天珍的女儿偷了家里的米，陶天珍却诬赖是罗昌秀干的。罗昌秀不肯承认，陶天珍剥去她的衣服，将她打得皮开肉绽、浑身是血。
罗昌秀无法忍受，趁天黑向断头山逃去。
断头山——当地民谣唱道：“断头山，凄惨惨，十人进山九头断！”。那里属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分支余脉，乔木森森、瘴气腾腾，猛兽成群、毒蛇成串。
可对罗昌秀来说，山里再可怕，也比地主家安全。
她在断头山上选择了两个山洞、三个岩腔作为栖身之所——一个在東面半山腰，是个石墓穴；另一个是烧过木炭的窑子。她拾来干草松毛填满洞穴，用石块堆在洞口防野兽。
渴了饮山泉，饥了食野果野菜。冬天找不到食物，就饿着肚子蜷伏洞穴。上山时穿的烂衣服很快烂光了，赤身裸体，只能用藤叶遮身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她的皮肤变黑，身上长满黄褐色汗毛，满头黑发变成了乱蓬蓬的银白色。手脚茧厚、指甲特长，状如“野人”。
但她没有死。为了躲避猛兽毒蛇，她昼伏夜出。遇有危险就爬上大树，在险峻的山梁上行走如飞，在荆刺丛生的藤蔓中奔跑。
十七年。
六、下山：从“鬼”变回人
1956年，罗昌秀被救下山。
年仅三十三岁的她，重返人间时已是满头白发。当地政府给她盖了房子，从经济上救济她，还专门抽调县、乡干部住到她家，教她重新适应人的生活。
1958年，罗昌秀与小河社联合生产队队长文树云结婚。第二年，她生下一个儿子。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她给儿子取名文关怀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文关容。
也就在1958年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自看望了罗昌秀，高度赞扬她反抗压迫的大无畏精神。同年，宜宾县人民法院判处迫害她家族的地主婆陶天珍死刑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枪决。
罗昌秀不同寻常的一生，正是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最真实、最有力的证明。
此后的日子，罗昌秀凭着勤奋劳动，先后被选为宜宾县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。她多次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。儿子文关怀长大后参军入伍，退伍后先后任乡党委副书记、工商所所长。晚年的罗昌秀儿孙绕膝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2002年12月31日，八十岁的罗昌秀因心肌梗塞在家乡去世。她走完了自己传奇而坎坷的一生——从被逼入深山的“野人”，到受人尊敬的劳动模范、人大代表。
七、艺术与真实：谁是真正的“白毛女”？
罗昌秀去世后，许多媒体称她是歌剧《白毛女》中喜儿的原型。
但事实上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歌剧《白毛女》创作于1945年4月，在中共七大上首演——那时罗昌秀还在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。创作者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她的存在。歌剧的原型，是1940年前后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“白毛仙姑”民间传说。
正如《白毛女》执笔人之一贺敬之所说：“《白毛女》的创作经过，在《白毛女》后记中记述得相当清楚，并不存在罗昌秀是‘原型’的问题。”
但罗昌秀与喜儿有着惊人的相似——同样是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，同样是逃入深山，同样是满头白发。这种巧合恰恰证明了《白毛女》的真实性：旧中国的妇女，不论生活在南北东西，都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。
所以，罗昌秀不是“喜儿”的原型——但她是现实中的“白毛女”。如果说歌剧《白毛女》是艺术的真实，那罗昌秀就是生活的真实。一个诞生于延安窑洞里的文艺创作，一个发生在川滇交界深山里的真实人生——两者隔空呼应，共同讲述着同一个主题：
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。
尾声
如今，《白毛女》已经演出了七十多年，从歌剧到电影，从芭蕾舞剧到京剧，一代又一代的“喜儿”在舞台上泣诉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。而真实的“白毛女”罗昌秀，已经在2002年的冬天安详离世。
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……”每当这段旋律响起，人们想起的不仅是一个叫喜儿的姑娘，不仅是四川深山里的罗昌秀，更是千千万万在旧社会被压迫、在新社会获得新生的中国人。
从舞台到深山，从艺术到现实——白毛女的故事告诉每一个后来者：人可以被逼成“鬼”，但只要有光，就能重新活成“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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